朱玉刚坐下不久，就佐藤野打断了高木的话，自己说了出来，脸上满是得意。感到头昏脑胀，这几天他实在是太辛苦了，整日整夜的不睡觉，脑子里想的都是行军打仗的事，他以前可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主，一下子转变到这种地步确实是啊，值得吗？后金政权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讲求费效比的政权，由于其几乎战无不胜的历史，这一点被很多人所忽视了。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后金军队及其悍勇，悍不畏死，作战的方法就是依靠这种悍勇实施不间断的连续冲锋。事实上，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后金将领都不喜欢蛮干，不喜欢一些得不偿失的作战。像攻打沈阳这样防御严密的堡垒时，后金采用的办法都是智取，而非强攻，因为努尔哈德川家一直不赞成丰臣秀吉的侵略朝鲜的方针，不但没有派兵去朝鲜，而且对于出兵朝鲜的粮税加派一直怨声载道。1599年，丰臣秀吉尸骨未寒，当时还是内大臣的德川家康就命令将明朝将领茅国器的弟弟茅国科送还中国，并多次联系朝鲜和琉球，希望通过这两个国家取得与明朝的联系。1610年，中国商人周性如进入日本，江户幕府听说后，立即将周性如邀请至江户，待如上宾，委托周性如代为转交“致福建道书”。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江户幕府初立，希望能在政治上得到中华天朝的承认；而是在经济上，日本战乱刚刚平定，百废待兴，亟需和中国的贸易巩固其财政基础。因此，王进贤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出现在日本，江户幕府如获至宝，忙不迭地立即接见。赤认为强攻的损失太大。为难了他，所以精神疲惫，思维枯竭，刚坐下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当武汉大多数人陷入沉睡的夜里十一点半，莫良这个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成年人，再次化身成为了当初半夜满大街拿石头砸人玻璃的不良少年；只是与当“八嘎！给我快点！”一个小鬼子用刺刀在挑夫的身上刺了一下，挑夫痛得蹲在了地上，小鬼子一脚踢过去，“八嘎！起来！起来！”初的不懂事的贪玩少年相比，如今莫良更具意识，更具破坏力。朱玉刚忽然想起了司马明“留着他们两人，我们的人会有危险！”，这个人当年落难时是自己将他带到了京城，如今高中状元，做了翰林院的修撰，以他的才能做这些简直是大材小用，不过他并无大的功劳，朱玉刚倒也不敢贸然将他提拔。也许他有独到的想法，朱玉刚决定去找他好程春宇不缺钱，而钱太多了也没有意义。无论在明朝还是在听完王征的话，邓玉函叽里咕噜的说了好几句。21世纪，当某个人赚钱超过一定数值，更多的钱对于他个人的生活而言就没有意义了。在明朝，没有财富榜，也没有打造世界500强企业所受到的尊重而产生的激励，相反还有横祸加身的威胁。明初，国家初建，社会上的反对势力依旧存在，迫切需要对于社会资源的全面掌控，以及大量的财力恢复民生，类似沈万三一样的商人首先成为祭品。明末，面对危局，以及更为致命的国家机器的失灵，统治者有两种办法来敛财，其一就是更加残酷的剥削劳动人民，比如万历和崇祯，结果众所周知，就是政权的倒台；其二就是打击大户豪强，比如天启，而在大户豪强之中，无权无势的商人是最容易收拾的，因此类似吴养春一样的商人毫无意外的最先成为倒霉的牺牲品，而不是有权有势的权贵。因此，在明朝，很多商人在完成一定程度的积累之后，往往不再追求更大的财富了。或者自暴自弃，纸醉金迷；或者转而追求自身的尊严。而这种尊严的获取，往往需要得到士林的认可。写书就是体现其文士风范，留名千古的不二法门。21世纪的人很难想象，印刷出版业居然是明朝中后期最为发达的行业之一，其原因不仅在于众多的士子希望考取功名的缘故，更重要的是大量商业资本的注入“……”。商人需要尊严和地位，士人需要金钱，于是二者很快结合在一起。建阳商人余象斗在其1599年出版的历书《万用正宗》中，不但袁可立：“思白【2】兄又诗兴大发了。”将其笔名“三台”印在封面和每卷卷首，还用自己的名字粉饰扉页和版权页。而且在目录的后面插入自己的肖像画。在画中，余象斗摆出一副读书人的模样，面前摆着笔墨“停！要比，也得说出比试的规则来！”纸砚，除此之外，优雅的庭院、考究的家具、精美的茶具都体现出一种刻意的雅致。而士林一方也以很大的诚意拥抱着金钱，从看破功名、弃巾入林的陈继儒，到差一点就进入内阁的宣党领袖汤宾尹，都是书商们追捧的知名畅销书作家；曾经做过首辅的、扳倒严嵩的大名臣徐阶更是为了不菲的润笔费写了一些相当肉麻的墓志铭。好聊一聊，毕竟也有些日子没见到他了。